在此后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有关主观公权利判定基准的讨论基本都集中于保护规范，这些经久不衰的学术讨论，不仅使对法规范利益指向的判定成为区分主观公权利和反射利益的开关闸口，也使原本作为主观公权利概念要素之一的保护规范基准最终演变为保护规范理论。

[29]德国宪法法院并没有将自治或自主控制作为信息自决权的目标。法律界人士也质疑被遗忘权从一种纸面权利到实践权利的过程几乎完全由司法判决主导的正当性。

欧盟于2016年成功地通过隐私盾（EU-U.S. Privacy Shield Framework）强迫美国在传输、处理欧盟公民数据时遵守欧盟的数据保护标准。单就Google Spain案而言，如果该案的原告未来从事公共政治活动，那么其作为一个普通人已经不相干的过往财务状况报道将重新成为有意义的资料，但到那时，公众却无法通过搜索引擎发现相关信息。从网络经济竞争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欧盟利用数据保护主义（data protectionism）抵制美国互联网企业的垄断地位。《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但我国并没有选择通过确立个人信息权抵御国家权力的干涉或者防范数据企业的支配。如德国基本法对一般行为自由只设置了他人权利、宪政秩序、道德规范三种限制。

因此，被遗忘权并不是我国当下紧迫的法律问题，我们应当以更加稳健的立场展开相关法律政策研究。企业并没有感受到来自欧盟的现实压力。一般法律由行政权和司法权同样执行，区别仅仅在于：在一种情况下，一般规范的执行托付给法院。

2.行政解释权的控权框架 行政法治的一般含义应该是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我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实际上，从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设置初衷来看，之所以要将行政解释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与行政行为相分离，本是为了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9]比如，在赵C诉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案中，公安局通过层层请示，得到了公安部以批复形式作出的行政解释，该行政解释支持了被告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的意见。

所谓制定解释，是指依据谁制定，谁解释的原则，由法的制定机关对其所制定之法在法需要明确适用和补充说明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解释。首先，加强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行政解释，有助于落实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说明理由程序，提高行政执法的合法性、合理性、权威性。

上述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形往往被学界称为行政解释。在我国，存在大量的由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注释: [1]［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3页。从域外行政法治的成熟模式来看，其行政法治的实现极为倚赖于司法机关对行政权力的司法审查。

[8]比如，针对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承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17年11月8日发布《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承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质检办特函〔2017〕1336号），对《气瓶充装许可规则》《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等相关规章进行解释。……抽象地确定法定术语的意义就是在学究活动中绕圈子。2001年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承袭了1999年《通知》的规定，区分了制定解释和具体应用解释。进入专题： 司法审查 行政解释 。

所谓具体应用解释，是指法律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出现的解释问题，由法定的机关作出解释的情形。[10]［英］M. J. C.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3页。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现多元共治和协商的品格，公正司法力量的出场是维护自由的最后屏障。另外，在层级分明的行政系统内部，如果行政复议机关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在复议对象为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解释时，行政复议的监督效果就更会大打折扣。

[12]这在中外历史上实际上是一种主流的做法。如前所述，行政立法性解释具有与所解释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对于行政诉讼中这一类型的行政解释，法院必须将其当作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对待。该决议对司法解释作出如下规定：凡关于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进行解释。[1]然而，实际上，任何一个宣称依法而治的政府，都可以首先简单地识别出两种职能，即法律制定和法律适用。这就为对行政具体应用解释进行司法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与规制行政相伴随的是大量专业性、技术性的行政解释的出现。

由此可见，普通的三分法归根结底是一个二分法，即立法和legis executio（立法的执行）的基本区分。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1981年《决议》），该决议延续了1955年《决议》关于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此外还增加规定了几项内容：（1）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进行解释。

三、行政解释权规制的未来走向 由上可知，行政机关在我国实际上受到的制约极少，行政解释由此成为行政机关滥用其权力的一种重要方式——不仅架空作为其上位约束的法律规则，也为其具体行政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提供辩护。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解释有困难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对其作出的解释有不同意见，要求国务院解释的，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承办，作出解释，其中涉及重大问题的，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出意见，报国务院同意后作出解释，答复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同时抄送其他有关部门。

未来对行政解释权的控制，需要通过强化人大自身立法权的形式加强对行政解释权的监督，从法律层面严格控制行政机关的规则创制权和规则解释权。实践中，这种行政解释存在很多问题。

不过，这里也涉及为了适应现代治理的需要，平衡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规则创制权和规则解释权的问题。人为割裂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是违背法律适用规律的一种做法。[2]凯尔森指出：司法权和所谓‘执行权是不能用只有‘行政权机关才‘执行规范的事实来加以划分的。由此，我国的行政解释实际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行政机关作为法的执行机关，其在执行过程中对法的具体应用问题自身所进行的解释或请求其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解释，即行政具体应用解释。

这些立法性的解释，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按照行政法规草案审查程序提出意见，报国务院同意后，根据不同情况，由国务院发布或者由国务院授权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发布。（二）司法审查——行政解释权的未来规制支柱 对行政解释权的控制，必须依靠一套完整的控权框架。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0期。[17]在我国，司法审查却是我国行政法治体系中较为薄弱的一个环节。

1.具体行政解释的正名及其司法约束 鉴于抽象行政解释在实践中的不规范状态，有学者套用西方法律解释理论指出，应当直接取消抽象行政解释，坚持把行政解释理解为行政执法人员在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所进行的解释。（一）行政解释发生的两个场景 在现代西方法律解释理论中，法律解释是一种与法律适用紧密结合的行为，隐含于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是合二为一的一个过程。

法院如果能够以这种方式坚守其独立审判职能，同样可以对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行政解释施加有效的司法约束。[16]参见章志远、黄娟：《我国行政法规范解释司法审查的反思与重构》，《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这样一来，行政解释本身则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权力——不仅独立于行政执法，而且独立于行政立法。从性质上看，行政具体应用解释当属于行政法中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9]被请示进行行政解释的行政机关级别一般都比较高，这就给审理该案件的法院带来较大的压力，高级别行政机关的行政解释对法院产生事实上的拘束作用，使得在行政解释权的配置上，同样体现出一种行政强势、司法弱势的格局。张立刚：《决议体制与立法法体制》，《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５期。

[3]黑川哲志指出：行政解释——行政机关对法律进行解释——有着多种形态，有的是行政机关在作行政行为时为说明理由而单个解释，有的则呈现行政立法形式——规章、通知等。然而，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长期以来依法行政的实现主要依靠人大以及行政机关自身，而不是司法机关。

[11]它使得下级适法机关形成对上级行政机关的依赖，上级行政机关借此控制下级行政机关，出现实际的执法机关与决策机关相互分离而使行政责任无法得到真正承担的问题。当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需要对法律进行新的解释时，需向有权解释法律的机关提出法律解释的请求。